当前位置:67777.com > 公司简介 > “大公园丁”许君远67777.com

“大公园丁”许君远67777.com

文章作者:公司简介 上传时间:2019-11-05

67777.com 1=800) window.open('http://photocdn.sohu.com/20130222/Img366712595.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今天大众所认知和熟悉的文学领域并不是文学圈子的全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总会有一些不为众人所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大家未被写进官方文学史,作家眉睫把他们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些“失踪者”是文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他们就是补充现当代文学缺失的部分,使之更加全面和真实。该书就是揭示那些“失踪者”真实面貌的一本书。 许君远与王芸生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 三年国共内战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 发表 《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 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 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 《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着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十一月五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 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着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一文中说:“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 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像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 "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 《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9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六十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 叶公超、废名及其他 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锺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但长期以来,他们蒙受历史的尘垢,早已淡出学人的视野。当中又尤以石民、常风为甚,何曾有人知道有个诗人叫石民,有个书评家叫常风?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不久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是个小官,但家道由此中兴。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于初进全国最高学府的青年学子来说,积累知识和学问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朋友往往会疏忽。何况他们都是后来梁遇春所说的有“不随和的癖气”之特色,他们的特立独行在北大校园是很着称的。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他的文艺活动很早,刚进大学就发表诗歌和小说,引起胡适、陈衡哲等一些师生的注意。他还加入浅草社和语丝社,并且常常登门拜访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于是梁遇春获得了“少年教授”的美誉,这很令人想起叶公超初到北大。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 《新月》 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着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1931年初,石民因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吵架而失业,梁遇春托叶公超和废名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谋教书或办公处的职务,更希望废名能够成功,让石民在北京大学办公处做事,这样兄弟三人就“大团圆”了。石民失业后,愁苦了一阵子。幸亏诗人“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如鱼得水,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若真是如此,诗人其有幸乎?! 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着,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到完整的保存下来。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在北平常有相聚的机会,倒是石民与他们见得少,以致梁遇春感叹说:“雁君飘然下凡,谈了一天,他面壁十年,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你何时能北上与这班老友一话当年呢?”没想到梁遇春先走一步,石民也于1937死于抗战之中,他们再没有一话当年的机会了。 抗战爆发后,叶公超随学校迁到大后方,同时苦劝知堂南下,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知堂附逆了,接着是下狱。1946年秋,废名和冯健男经南京到北平。途中,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叶公超弃文从政,恐怕这是废名始料不及的。那时他们见面会说些什么呢?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 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锺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锺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

“大公园丁”许君远

2015/10/05 | 文/向敬之| 阅读次数:2538| 收藏本文

摘要:许君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乃至新闻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他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一个缺席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报刊史乃至新闻出版史上,许君远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然而,建国以来,历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史编撰者,几乎都遗忘了这位在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上很有成绩的有志之士。他消失在反右派的迷雾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缺席者。

1902年,许君远出生在河北安国县,受父亲影响,自幼痴情文史,后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听过陈西滢、林语堂、刘文典等大师的讲座,同废名、石民、梁遇春等同学交好,甚得丁西林、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

1922年,许君远毕业于保定第六中学,当时一心一意想报考清华大学。由于军阀混战阻隔,耽搁了报名时间。待到战争结束后,他才约了几位同学去报考北大。那时的大学招生,不像现在一般实行全国统考,完全是单独招考。

是年,全国报考北大的学生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录取两百余人,六选一的录取率。许顺利地报了名,并通过了体检。应试当天,他看到很多的富家子弟,身着西装或纺绸长衫,而他却是一身月白大褂,挤在人群中难免有些自惭形秽。那年,北大共计录取212人,入校后先读一年预科,预科在北河沿第三院上课,后来又迁入沙滩红楼。一年后,许君远考入北大英文系本科,他在红楼共读了五年之久。

许君远曾写过一个系列回忆北大师友,其笔下的北大生活,真实而感人。他没有身历目见蔡元培在校的自由建设,而对蒋梦麟的苦苦支撑时刻铭心,也感怀于诸多学界精英的卓然和横绝。当然,“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太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使之“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

许君远叹息,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早就有了许多专家学者”。

他对蔡元培时代北大的自由学风念念不忘;在同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中,在诗人的人格与文字中,他看到了美的充裕和高调;他回忆报考北大的情景,细说“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的抱负作为;他憎恨汪兆铭对抗战中上海报界的迫害,更忘不了美国二十万侨胞的欢笑和泪滴。

五年的北大学习生活,铸就了许君远从业新闻出版的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成为一位作家、翻译家、老报人。自二十岁读大学预科开始,他便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积极投稿,在《晨报》《现代评论》《新月》《东方杂志》等报刊,频有文章发表,且多为连载。

大学尚未毕业,便加入编报行列,后辗转北京《晨报》、天津《庸报》、上海《文汇报》、重庆《中央日报》等媒体,创作不断。1949年后,他除了在上海《大公报》肩挑重担、长期编辑内刊《大公园地》外,还为上海四联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图书。期间,还有多部译作推出,他翻译的《老古玩店》迄今仍有学者研究其特色和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这位《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出席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着名报人、作家与翻译家,虽写过文章歌颂共产党、歌唱社会主义,但因希望宽松新闻管制环境,而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1957年,他与徐铸成、陆诒被圈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三大右派”,并被发配到青浦县饲养场劳改,降职降薪,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

遭遇不幸,置身厄运,但他依然想用文字和思想,体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同信念。但是,厄运没有因为他的勇敢坚持而放弃对他的折磨与侵扰。1962年,许君远因做白内障剥离手术失败,引起半身及手脚瘫痪,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能力,后又诱发肺炎,于60岁与世长辞。

许妻因惧怕红卫兵抄家,非常痛苦无奈地撕毁、焚烧了爱人遗留的大量文稿,包括其翻译的美国舞蹈家邓肯的30多万字自传,亦未能幸免。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中,许君远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一个缺席者。虽然沈从文曾着文对鲁迅漏选许氏文章入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抱不平,虽然张中行忆许氏和学生一起画《西厢记》中“鞋底尖儿瘦”的情景,虽然金庸忘不了许氏对其提携教导、为其证婚祝福的点滴,但许氏只能带着“《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的难得糊涂,长时间地被时人淡忘,被后人陌生。

许君远从业新闻、努力创作,鞭挞社会邪恶,呼吁文化救国。那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忧乐情怀,自始至终地流荡在抒情散文、小品游记和小说诗歌中,或支撑着其新闻特写、时事评论与通讯报道,凛然动魄,摄人心魂。无论是其兼容作家艺术感、记者新闻感的文学创新,还是报告式的“白描”手法,他都能得心应手,精益求精。

作为“京派”重要一员,许氏虽没有名卷力作久远传播,但其对乡土的回味,对社会的观察,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现状和民国文坛的评判,着实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思想的作家的清醒与勇敢。

称他为“大公园丁”是有根据的,且不说其长期编辑《大公园地》,甚有功劳,但看他与“大公”的不解之缘,也实至名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艺界很活跃的许君远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张季鸾、胡政之等前辈看重,1936年任《大公报》上海版要闻编辑,抗战爆发后任《大公报》编辑,1946年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

许君远在人才济济的《大公报》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独有个性有关,他对胡政之等人对他的赏识和重用十分感激。其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也无不让人感受到他的深情和敬意。在《大公报》虽是高级雇员、打工仔,但许君远倾注了主人翁的全力。

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许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才造就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

在《大公报》及以后的日子,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不站在某个党派的立场说话,不逢迎某个集团,并坚持北大学子的自由意志,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总编辑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头上,许君远被调任《大公报》资料组组长。

幸与不幸,都在一念之间。选择与坚持,都可见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杰出报人的心态和精神。综观许君远的人生,最耀眼的事业在民国时期,在他身上不乏20世纪现代学人的精彩和亮度。即便至后来,他一再被打翻在地,也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1958年,许君远被调回原单位上海文化出版社,由名编改当校对。

崇尚自由、向往民主的许君远,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始终没有放下笔。他化名或以朋友的名字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多篇散文、游记,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心雕龙》等研究考证文章。可惜这些文章大多一时难以查到。

学者傅国涌在《民国养育出来的许君远》中写道:“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

学者李欧梵曾言,“政治上气数愈衰,文化上的创作力愈旺”。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系列耀眼的名字,一大批耐读的着作,伴随着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现代化转型,生发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有光亮。然而,不同的阶级并立,不同的人生理念寻求,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本成绩斐然的杰出者,在后来狂风暴雨中,被洗刷了昔日的光彩。即便在红色光环照耀下,也慢慢销声匿迹,悄悄隐去。

历史不会使缺席者一直被湮没,或永远被失踪。冯文炳如此,丰子恺如此,还有叶公超、朱英诞、石民、丘士珍、刘任涛、温源宁、梁实秋、朱雯、周作人、陈林率等人都是如此,许君远亦是如此。

本文由67777.com发布于公司简介,转载请注明出处:“大公园丁”许君远67777.com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