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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任教育部科长 揭顶头上司有“偷书”劣迹

文章作者:公司简介 上传时间:2019-11-05

几天前,南京出了一位偷书的,年过半百。他去图书馆借书,看着好了,还书的时候动手脚,管理员把书消磁放一边,他顺手就给揣走。一共偷了3000多块钱的书,法院判了他5个月拘役。舆论是说什么的都有,最容易想到的,是鲁迅笔下孔乙己那句“窃书不能算偷”。其实,窃什么都算偷,不管动机如何,是否斯文,拿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偷。 偷书的自古就有,之所以忍不住动手,那是因为觉得出书的好来,所以偷书的多是文化人儿。不认字的贼,就不知道书的好处,只认得金银财宝。明朝初年有个大学问家赵古则,写了本专着叫《声音文字统》,据说内容精致得不得了。这本书就被朝廷收了,一直藏在大内。到了正统年间,有个中书舍人姜立纲,以修书为名,找太监借这本书,还真借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书自然而然地丢了,皇宫里剩下的,只有几册本书的目录。 有那么一天,文渊阁大学士邱浚要看这本书,拿来一瞧,就剩这么点了,几乎要气疯了。老邱情急之下,在残缺的书册上写了条回复:“盗此者,当身首异处。”多狠的诅咒啊。 借书的这位姜立纲是什么人?大书法家,人品文品俱佳。可到了关键时刻,骨子里的那点小复杂就犯了,皇家的书也敢动手。 说到明朝的好书,大多藏在文渊阁中,以宋版书居多。《万历野获编》里说,这里空间狭小,光线昏暗,就算白天也得拿着灯烛才能看清楚。这里的图书管理员,大多是捐钱谋的差事,自己不懂书里讲了啥,可却知道好书能卖钱。结果是可以预想的,到了正德年间,文渊阁里的好书已经被偷盗大半了。正德十年,朝廷终于想起整理藏书这回事来,命令官员们查对校理。负责这件事情的主管,叫李继先。李先生可真是老实不客气,一通清查之后,“窃取其精者,所亡益多”。瞧,还不如不查呢。 官员偷书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期间最有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就讲过一件事。辛亥年末南北议和的时候,傅增湘在上海购得一本好书——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说它好,不仅是宋版,还盖着“翰林院典籍厅关防”的印章。要不说是藏书家呢,傅先生对此书的来龙去脉做了番考究,发现它就是从翰林院里偷出来的。此书在清朝初年收藏在藏书家汪启淑家,后被收入四库馆。《四库全书》书成后,此书又被收藏到翰林院。同治年间,“湘潭袁漱六在清祕堂窃之以出”,这才流落到民间,几经周折,到了傅增湘手里。瞧,偷书的人,胆子得有多大啊。 大名鼎鼎的贼,还有一位,米芾。米芾偷的不是书,而是字,而且米芾这偷,和抢差不多。 米芾是苏东坡的哥们儿啊,书法家,自成一派。书法家当然是爱书法的啦。有一天米芾来到了湘西道林寺逛庙,这庙里呢,有个镇庙之宝,就是唐朝沈传师亲书的《道林诗》。这诗的原件,写在一块木牌上,大字如掌,放在一个盒子里,藏于寺中。米芾显然是冲着这木牌来的,乘船顺湘江而下,到了寺边,向庙里借木牌一观。等木牌到了船上,马上张帆开船,嗖的一声,跑了。和尚们顿时大乱,告到官府,要求抓米芾治罪。官府立马派出“健卒”,徒步追船,翻山越岭越野跑,还真追上了,把牌子要了回来。米芾先生的算盘落空了,盗抢未遂。 多年之后,宋徽宗知道了这事儿,得了,木牌放在一个庙里太不安全,拿到汴梁来吧。就这么着,这东西成了他的了。 人们对小偷大多痛恨,可对偷书相对宽容许多。毕竟偷书贼里,很大一部分不是冲钱,而是冲书去的。古代的官书允许士子借读,和现在的图书馆差不多,偷书的也多,最后这些被盗的书籍,大多流落到士大夫手中。这算是儒偷吧。现在连士大夫阶层都没有了,偷的也就不太讲究。比如能查到的新闻,江西、河北都有省图书馆失窃的事情发生,偷的不是书,而是电脑手机内存条什么的。真正偷书的主都干IT业了,把别人的书往网上一挂,就“资源共享”赚眼球费了,还真没听说过判刑的。

鲁迅给周作人讲的那个故事,黄裳就特别在《藏园佚事》一文中转述过这个故事。原来,在1957年9月,周作人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窃书的故事》,记下了他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鲁迅一样没有点名,只称之为“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没点名的主角是谁了。

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听说京师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板书,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馆方特辟净室一间,请这位名流来住,可以从容细心校阅。鲁迅以科长身份,捧出宋板亲手交付。几天后,这位名流说要再来校书,请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鲁迅亲自办理。此后发生的令人咋舌的“窃书”现场记录,周作人转述如下:

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板书的楠木盒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盒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账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用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板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图片说明:鲁迅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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