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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从“险”学到“显”学-中国社

文章作者:公司简介 上传时间:2019-11-05

这些年来,因为一直都在研究民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读书的倾向也多侧重在这方面,闲书反而读得比较少了。去年一年,为新书《梅贻琦大传》做准备,主要读的是有关清华大学历史的书籍以及近代教育方面的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此外还包括当时许多教育界、文化界名人的回忆录。从这些书中,也让我从侧面了解到了许许多多近代教育方面的细节。比如苏云峰的《一个时代的思维》、《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等。这些年来,读了很多资料性的书籍,总体感觉大陆出版的许多历史资料性的书籍,质量在逐渐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上大部分书籍都是东拼西凑,不管传记也好、史料也好,一多半儿是编出来的,既没有出处,也没有考证的过程,当成逸闻趣事尚可,但若真把它当做历史资料去读,却大多很难经得起考究。相对来说,台湾出版的同类型的书,要扎实得多。1996年,我在台湾出版《风雪竟陵》,当时出版社的编辑就为我的书稿纠正了许多历史知识的错误,并且还在书中加了许多注释,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我后来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的时候,专门加了大量的注释,就是受此启发。我研究民国历史文化很多年,后来又在台湾清华大学做驻校作家,对于台湾的学术出版也有一些了解,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那里专门有一个书店,里面有许多研究院出版的书籍。此外,研究院下属的各个研究所各自出版的书籍也都有专门的收藏和展览场所,像近代史所就专门有一个房间放他们出版的书,可以供人浏览和购买,他们还有很多口述实录,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些年也买了不少书、读了不少书。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买的书超重了,邮寄费用又特别高,幸好当时有三批认识的人回北京,我便托他们每个人帮我背一点儿,这才运回北京,那一趟我几乎没有行李,基本上都是书。读了许多台湾研究机构出版的书籍,我发现其中资料都非常扎实,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及出版物的尊重,或者说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学术规范,并且得到了研究者的遵行。当然,近10年来,大陆的学术出版物基本上也开始逐渐变得严谨和扎实,印象比较深的像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就是一本很难得的好书。首先,该书资料的整理、考证和使用都很扎实;其次,文笔非常好,这对于历史读物的来说,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可读性;其三,作者也并非单纯地列举资料、叙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而是有许多作者个人的思想闪耀在其中,可能有一些思想和观点,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但也正是如此,才显示出作者确实是经过独立思考后的独特观点。我想,凭这三点就足够成为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了。别水/整理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撰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历时40年也终于出齐。《中华民国史》共有36册,其中分为“中华民国史”共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共12册,以及“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8册三部分,全套约2000万字。其中,“中华民国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中华民国创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历史分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方式写成,编排从1905年到1949年间历史大事;“人物传”以简传方式记录民国年间各领域的上千名代表人物。

“文革”时在质疑中上马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回忆,1961年,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革命前辈董必武、吴玉章等,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但《中华民国史》的真正启动是在1971年。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说:“1972年,上级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曾经主编过《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近代史所领导人之一的李新先生。我们是1972年六七月间从干校撤回到北京的,当年10月,李新先生就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不过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由李新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编撰计划。民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兴学科由此而起步。

67777.com,在出版社方面,中华书局的李侃等从1972年12月末从湖北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1973年元旦后上班不久,李侃同志带回了从近代史所接受的承担出版民国史的任务。同年,大约是3月,李侃同志率我首次参加李新同志主持的民国史组会议。会上双方指定了工作联系人,作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根据耿云志回忆,尽管《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由周总理亲自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而当时各级干部的习惯是:一切以红头文件为准。所以对于有政治敏感和政治风险的《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很多人对此大表怀疑,不肯认同、不肯支持。但李新先生认为,此事当做,可以做,能够做。所以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为了争取支持,特别强调,我们写《中华民国史》,不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而是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谁都知道,中华民国兴于革命,亡于革命。强调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便与大家数十年养成的只有革命史才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的教条有了可以协商的余地。”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环境下,在周围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了。

开头就摒弃“以论带史”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先从积累资料做起。“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人物传记组、大事记组和专题资料组。但由于‘左边’教条主义的猖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兴起了一种所谓‘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去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一套做法,坚持从资料做起。”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刚刚开始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确实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1978年以前,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的出版物,海外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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